胡雪岩星座:胡雪岩的失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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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失败（下）

胡雪岩大池塘才能养大鱼，大市场才能有大商人。列强敲开中国国门，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国内市场，活跃了大清的商业贸易。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处这通商口岸。结果是上海崛起。上海是优良的深水港口，扼长江出海口，背靠广阔、肥沃、富足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面对太平洋彼岸美国及北美区域，处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咽喉要地。开放通商口岸的上海，很快便成为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就是因为上海兴起，广州衰落，几十万广西挑夫失业后闹事。就是要占领上海，夺回失去的工作。就业真的很重要啊。（想想当下。民营经济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国家政策如果被那些悬价值观于口头的花岗岩脑袋影响左右，那才是极其危险的。大变消灭私有制的人，在中国的土壤中，是可以刮起一阵台风的蝴蝶翅膀，一定要摁住，它们想扇动的欲望。）上海这个大市场，自然由洋人把持，洋人说了算。大清官民畏洋人如虎。在上海最重要的贸易市场，生丝市场掀起了一场贸易战。要与洋人一决高下。提起胡雪岩，世人多称之为红顶商人。大商人比红顶商人，更能概括胡雪岩的一生。与官勾结，受官家加持的商人多如牛毛。胡雪岩的红顶子，因为他没有官的职权，经营的产业也是他个人的。他只是与官家做生意，并不是替官家经营产业。不像现在随处可见名副其实的经营着官家产业且有行政级别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中国是一个纵向社会，但市场狭小，受市场条件限制，能称之为大商人者，是生意做得大，他的生意做到全国，甚至跨出国界，他的曾孙胡亚光曾经撰书声称，胡雪岩当年积蓄白银三千万两，财富积累一时超过国库。生意做的大的背后，更是胡雪岩得商人之精髓，持商人之操守，为商人之楷模。财物的获取，政治之于经济，强权之于个人，战时纵兵抢掠，平时依仗强权势力欺压百姓，是建立在交易双方自主自觉自愿基础之上的互惠互利行为。商人营商，就是通过交换聚散物品获利，主观上是为了获取交易利益，客观上在社会形成“实现了余缺调剂，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不论是从效率上还是从感情上，在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交换获得所需物品，总是要好于乞求权力的施舍，假设社会上能够自由营商。相信过去很多灾年饿死人的现象会大大减少，简单讲。是因为商人之精髓，是为了追求私利而营商，通过营商利于社会而利于自己，没有见到专门损人利己而做好生意做大生意者，即便是有政府势力加持也难成功，经商最重要的是操守。商人必以诚信立身。没有交易对手的信任。一个成功的商人。必定是一个以诚信立身的人，胡雪岩一生。不仅与左宗棠、王有龄的交往中极讲诚信，与商界、洋行以及商户和老百姓的交往中，也是以诚信立身，对家人、甚至下人。也是极尽关怀和仁义之心，至今在杭州百姓中。还时常流传他诚实信用、乐善好施、纡尊降贵的传说，商人对权力的畏惧，大于对合作伙伴的信任，权力可以取代诚信。这是中国营商环境不好的核心问题，但胡雪岩经商的经历。虽然能够傍上封疆大吏，但他在经营中并没有仗势欺人，没有因权力、也没有借助权力而不讲诚信的行为，合乎规范也是检验一个商人素质的标尺，一个人能事事合规，才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尽职更重要。事事能做到，胡雪岩刚入商界。像倒夜壶这样的工作，也能做到令客户和老板满意，一切财物的最终使用者、消费者。以经营财物为业的商人。的红顶商人。他善于抓住时机，巧于经营，富不忘本，大行义举，开办胡庆余堂，济世救人。助左宗棠办洋务、募军资，立下不世功勋。是当时真正的首富与首善，名声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人是时代的产物，更是环境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的生意人，做小生意靠本事，生意做的大了，必定有官的影子，必然是官商勾结。因为制度环境就是这样的。谁要说不沾官的边自己做大的，可以肯定是骗人的。有的商人不是靠官，非正式的权力范围仅限于一隅。地头蛇的势力，仅限于地头，离开了地头，地头蛇也可以作成气候，如果非正式的权力能够打通全国市场，统国商品交换市场结构和网络，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呈金字塔形状的（与西方社会的最大差别）。市场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中心性。中心城市的市场，联系着若干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区域中心的市场，联系着次一级的市场，是底层的熟人市场。这个市场网络的关键是，两个平等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多不是他们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通过高一级的市场通道来产生联系。原因一是习惯，二是陌生社会信任问题，三是政府政策不允许横向之间较大范围的互通有无（统治之术）。中国的市场交换，首先是各地满足于自给自足，底层的商品集散结构是千年不变的（文革时期也存在）。但要打通由小中心到大中心的通道（反之相同），只有权力。全国不是一个依靠经济力量就能够统一的市场。借助交换本身产生的收益，不足以打通全国市场。没有大的市场，就没有大的生意，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是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大致情况。经济只有依靠政治才能发展壮大。具体到商人，只有依靠官员的力量，才能在不同的市场间腾挪获利。商人生意的上限，是其依靠的官员影响力范围。特别是在历史上，商品多为资源型产品，获利主要靠地区间的腾挪。历史上的大商人，都是依附于权力的资源型投机商，做大生意的可行途径只能是，与权力结盟，搞资源型投机生意。胡雪岩的生意，与他的生意密切相关的，一是王有龄，胡雪岩与王有龄的关系，胡雪岩早年是个钱庄的伙计，多年生意养成的习惯，他在茶馆里遇见落魄的候补盐大使王有龄，觉得王非等闲之辈，便利用偶然机遇收到的一笔死账500两银子，自行做主借给王有龄做打点补实缺的花销（做官的本钱）。王有龄几经周折，终于补到了实缺，当上了一个管海运的小官。后来王有龄为报答胡雪岩，帮助胡雪岩开了阜康钱庄，使他挣到第一桶金。这段传说不是史实，应是清人陈代卿的杜撰，经高阳的小说《胡雪岩》以讹传讹，胡雪岩早年从商经历中，钱庄是重要的一环。他19岁入钱庄，从最初的跑街（外勤）升迁到后来的副掌柜。他深知人性，心存善良，总能博得对方的欢心，他擅长处理死账，他用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赢得了老板和周围人的信任和尊重。钱庄老板没有子嗣，将钱庄交给了胡雪岩。胡雪岩27岁。当上钱庄老板后，胡雪岩资助农民养蚕收丝，生意越做越好，除了钱庄，他还在杭州开了许多家店铺。财富积累和市场势力越来越大，有了依靠官和与官做生意的本钱。王有龄署理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代理湖州公库，并在湖州办丝行。湖州公库的现银需要在一定时限内上解到浙江官库，胡雪岩玩了一个花样，他用湖州公库的现银助农民养蚕，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将银子解交浙江官库。等于是使用了不用支付利息的本钱。随着王有龄一路升官。存在胡雪岩处，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家资逾千万，三是发战争财”战时生意。不仅官方要吃得开。江湖亦要走得通，胡雪岩有官家做靠山，与江湖帮派（主要是漕帮）又混得很熟。他能够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权力结盟，做资源投机生意，自是一本万利，四是实心办事，能够取得他人的信任。胡雪岩办他人办不了的事，答应了的军粮军火从不耽误。深为依仗者信任，1861年11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奉命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以供军用。杭州城破。胡雪岩靠山和根据地尽失，胡雪岩的靠山王有龄已因杭州城破而殉节身亡，他的钱庄当铺以及家眷都在被太平军占领的杭州。说他骗走王有龄交给他的浙江购米公款，滞留上海，事业和家庭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胡雪岩冷静应对。化不利为有利，逐渐掌控主动权，胡雪岩有句名言，说送礼要送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王有龄殉节后不久，胡雪岩随即获得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任。主要就是救了左宗棠的急，杭州城被围时，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出城去上海筹钱筹粮救急，他携带一万石大米和十万两银子回到杭州时，杭州已经城破。王有龄身死，左宗棠收复杭州后，胡雪岩将钱粮悉数交给左宗棠。当时左宗棠所部饷项已欠近五个月，这笔钱粮救了左宗棠的急，也澄清了他携款潜逃的谣言，当时各个部队都是自己想办法就地筹饷，胡雪岩主动担当。开辟财源（如罚捐代罪等），承担起左宗棠大军每月25万两饷银重任，使左宗棠的难题迎刃而解，能干的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以重任，倚以左膀右臂。除继续主持浙江全省钱粮之外，还经办军饷，购置军火，甚至协办洋务，胡雪岩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洋枪队，常捷军。、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等“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胡雪岩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凡局务及出入整顿，责胡雪岩一手经理，他积极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和技术“采供军饷、订购西方先进武器”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左宗棠非常满意，他认为胡雪岩十余年来，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大商人做大生意，只能靠大官，胡雪岩生意经最为紧要之处。就是紧密而不可分地与官僚、与权力捆绑在一起”他凭借权力去谋取财富，又用获取的财富去润滑权力，在胡雪岩的关系网络中。上至知府、藩台、抚台、总督、军机大臣。都会得到精心估算之后与其身份和权限相当的一份丰厚回报，胡雪岩便可以凭借特权去垄断漕米运输，去代理地方财政，去包揽军需后勤，并且成为替左宗棠大军向国外银团融资借款的买办人。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赏穿黄马褂、带二品红色顶戴，胡雪岩的生意，最盛时富甲天下，个人财富甚至超过大清的财政收入，他的核心产业阜康钱庄“在各省设立分号20余处”生意做到全国。不少当朝大臣、王公亲贵都是阜康钱庄的客户，不仅是他能够依附官方势力。能够做他人做不到的生意，还在于他秉持商人本分，通过利他达到利己的目的。胡雪岩与其他商人最大的不同，胡大善人。的慈善活动涉及面极广，同治十年（1971年）夏秋间直隶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胡雪岩办运浙江赈米3万石，并捐制棉衣1万件，李鸿章奏旨嘉奖后。胡雪岩又添制棉衣5千件“另捐购办牛具籽种银1万两”胡雪岩一方面奉委办运浙江赈米，同时还采办闽米，运送上海。装载赴津，李鸿章称其，不误赈需，他还积极参与1881年的苏郡水灾，1882年的安徽水灾。胡雪岩还急公好义。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震惊朝野，杨乃武姐姐赴京告御状没有路费，胡雪岩资助白银200 两，向回杭州治丧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诉说冤情，请托他进言相助。夏回京后，最终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下谕旨重审此案，胡雪岩经常在寒冬之际对贫民或乞丐施行冬赈。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天极其寒冷，不少乞丐、贫民冻死街头。胡雪岩开始实施冬赈，胡雪岩新宅门前“首先令人群排队进至金门楼下，有一修发匠将其左眉剪去一角，然后放入左仪门，门内之人检验其左眉已缺即发新布棉衣一件、新布棉兜肚一个，上面载明到除夕来领米一斗及钱二百文，发完后就由右仪门出。门外也有一人见持棉衣者出，即上前为之剪去右眉一角，胡雪岩开始筹建，便在胡庆余堂门楼上立下，表达了胡庆余堂的创办理念是为了治病救人、济世于民，胡庆余堂每年还在头伏的前一天。熬煮大量清凉解暑的药茶放在店内，免费供民众饮用，每遇灾荒之时。胡庆余堂就会施送良药，无论富贵贫贱皆可认领，自光绪元年（1875 年）开始。胡庆余堂便雇人身穿，到车站、码头等地向游客分送避瘟丹、痧药等，胡雪岩亲自在店内书写，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不至欺予以欺世人，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此匾悬挂于厅堂之上并面向店内，时时刻刻告诫他们不要以次充好”欺骗百姓，光绪九年（1883年）冬，胡雪岩被革职查抄，胡庆余堂改易主人后。其好善传统却没有中断，胡雪岩好讲场面，是做生意需要。后来逐渐成为习惯。发迹后的胡雪岩生活穷奢极侈，据称他母亲过寿，胡雪岩准备了七天寿宴。杭州城内城外，胡雪岩，第宅园囿。所置松石花木，姬妾成群，过于王侯”据说他姬妾成行，侍女端上盛有姬妾牙牌的银盘”胡雪岩随手一翻，侍女就按牌子上的名字安排这个姬妾侍寝“如同皇上翻牌子一样”中国社会是个封闭的社会，中国的政治是个封闭的政治，以致整个社会都被笼罩在一个莫名的大圈子里，在圈子里行走，最大的特点（或称宿命）就是轮回，盛极必衰，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社会规律性东西，生意场上顺风顺水的胡雪岩。支撑他商业帝国的靠山。渐渐失势了，靠山越来越不稳。在大清朝局中，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角力中，逐渐落入下风。都是一时名臣，左宗棠的战功，应在李鸿章之上，左宗棠收复杭州。平定湖州，南下闽南彻底剿灭太平天国之乱，随之平定西北。李鸿章的军功是收复苏州。然左氏得了个二等恪靖侯，李氏得了一等肃毅侯，是时左氏功高于李氏，但收获却低于李氏。对后来晚清政局的影响。左氏也远远不如李氏，左氏的子弟军势单力薄，只有刚出山时江忠源余部的五千楚军，后来曾国藩将刘松山的松字营送给左氏。平定西北时，湖湘弟子漫天山。但后来左氏进北京后。淮军从来没有脱离过他的掌控，平定捻军后“淮军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清政府的武装力量支柱，都是李氏淮军的天下。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也是在淮军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左氏一生独来独往，僚属中没有在朝廷做大官的。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圆圆满满的，制度和秩序健全的情况下。有时候不触碰制度的边界，可能很多生意就是做不成，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做事情时，但难以保证将来，不会被秋后算账，在市场规则和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商人的生意做得越大，其积累的潜在的问题可能就越多，风险就越大，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外资银行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外资银行就发现，只有清政府才是它们最可靠的客户，清廷也乐于向外资银行借款以渡过财政危机。当时外资银行与清政府贷款业务模式。一是以关税为担保：方能兑银“二是以英镑为计算单位，由于晚清流通货币主要是白银”在借款时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把银两折算成英镑，若英镑与白银之间汇率发生变动，可能会增大或减少还款负担，三是设立经手人制度。由经手人向外资银行借款给清政府，还款时清政府还给经手人。再由经手人还给外资银行，若朝廷不能按时还款，首先向经手人催讨，左宗棠西征借款的经手人。胡雪岩获利丰厚，以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利息是10%，而左宗棠向朝廷申报的是12%。再加上承担英镑与白银汇率风险的德商洋行（背后是胡雪岩），利息加到15%，由胡雪岩经手的对外借款大约有1200万两白银”左宗棠为此付了600万两的利息，这其中的一半进了胡雪岩的口袋。后来的事实证实，胡雪岩显然没有考虑周全，作为政府借款经手人的风险问题，倒在了这个问题上面，丝绸制品一直是世界瞩目的奢侈品。丝绸面料的原材料，生丝只有中国的苏南浙北和南欧的意大利能够提供，上海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就是生丝贸易，但这一贸易被外商洋行垄断，睥睨天下、雄心勃勃的胡雪岩要尽收国内生丝，梦想改变这一贸易格局。当时集聚于上海的生丝。每包收购价大概是400两银子，一年的交易量超过400万两白银。生丝本身不耐久存，两三年以内就会泛黄而变成废品，仓储和资金利息。都是不菲的成本，如果发生贸易战，价格上扬，胡雪岩即派人大量收购，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外商愿加利一千万两，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估计是演义），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胡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生丝？不要给外商，垄断市场。西方学者斯坦利《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 17 先令 4 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胡雪岩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支付的生丝采购费用超过2000万两，他收购了上海生丝市场的大半。其他外商洋行只竞争到3000包。生丝价格极速上扬，他又收购了6000包，这些生丝的价格高达每包1400两，为原始价格的三四倍之多，2000万两已经是最高限度。他再也拿不出现金了，当时市场上，他掌握了14000包生丝。还有8000包生丝在外商和别人手里，离垄断控制上海生丝市场。胡雪岩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国际生丝市场生变。1883年意大利生丝丰收，足以供应欧洲本地需求。洋行扬言拒绝收购上海所有的生丝原料，国内丝商同盟军心开始动摇。中法爆发战争，法国扬言进攻江南制造总局，市场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贸易全面停顿，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不能久储，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跌，胡雪岩陷入危机之中，就可以压垮他这的骆驼背，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岌岌可危。政治风险。胡雪岩以个人名义举借外债，清廷再通过各省的协饷作为补偿，由上海道台邵友濂发放给胡雪岩。盛宣怀指示邵友濂推迟20天划款，导致胡雪岩现金流断裂，盛宣怀又制造舆论，号召大家前往阜康钱庄兑现。各地阜康钱庄门前人山人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阜康钱庄只有宣告破产。胡雪岩在为左宗棠大军借外款时，已经无力支撑胡雪岩的商业帝国。李鸿章将胡雪岩贪墨之事奏报朝廷，大商人胡雪岩的启示，特别是生意做到一定规模的商人，曾经有个民营老板在聊天时讲到，养活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是商人。现在叫企业家。不是政府或官员的恩赐。商人多无独立的社会地位，城市内商人为有市籍者，商业兴旺带来商人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出现了商行等行业组织。但商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满足官府赋役征派的需求，商人生存空间狭小和社会身份以及行为合法性的欠缺，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东南沿海贸易往来，使东南亚一下子出现许多国家。对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南地区的发展，主要是靠贸易和对外交往。如果没有商业贸易活动，商业活动发达的宋代人，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最高的。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空前的改善。商人取得了国家编户齐民的资格，与一般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破天荒地有了入仕的机会，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些商人一有钱，就急于改变自己的身份。这些商人“对官僚士大夫总是啧啧称美，总是想方设法挤进官僚士大夫群中，借以改变自己的门弟，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宋代经济史）到明代中叶，商人势力有很大上升。山西的票号和钱庄开始在北京设分号，在泉州和漳州做海上贸易的船主，安徽南部的巨商，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浙江海面上的商船成群结队，统治者开始感到商人阶层的威胁。官府开始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打压摧残商业商人，当时所谓倭寇（注：大多是海上走私的商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配合围剿，蔑视商人“中国皇权时期的社会”是权力本位，历史上大概也有几位开明的皇帝。古代中国社会就是滥权盛行，权力骄傲地决定着一切。市场逻辑必须要服从服务于权力的逻辑，在权力的桎梏中，有远大理想有志于广大产业的商人，因为不臣服于权力。打不通这个纵向市场的关节，若与权力联姻。因为掌握权力的人是不稳定的，跟的主子失掉权力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在产权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大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相当于是在逐渐地将自己养肥，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大商人。胡雪岩的结局还算说得过去，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有商业的地方就有幸福的生活，大商人享有尊严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就有希望，西方国家在历史上较长时期。对商业商人的看法也是负面的，先是在具有开拓精神的荷兰。富不过一世而没，有何经济自由?却没有伴随王朝始终的商人世家。像胡雪岩这样昙花一现的大商人，如此现象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当权力低下它那虚骄的头颅，金钱抬起它那昂贵的头颅时，这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和普罗大众生生不息的幸福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权力，盘桓太久。胡雪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商人。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当社会和舆论讨伐那些成功的大商人时，与其鞭挞其斑斑劣迹，不如检讨事项背后权力的罪恶；与其指责商人的种种丑形，不如检视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缺失；与其愤慨其金钱帝国，毕竟这么多借以谋生的人，毕竟社会上还有很多比他们更龌龊的人和事，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来自各种各样的生意，而不是有些人口头上吐出的吐沫。过上好日子，相信是绝大多数小民的梦想。逻辑其实很简单。

胡雪岩是什么星座

星座是按阳历划分的，下面为你介绍十二星座，供你对照，星座名，星座日期，星座属性，幸运数字，辛运颜色，鲜红色，血红色，淡粉色，大地色，褐色，黄色，22风象星座 6,橙色，暗灰色，黑色，白色，灰色，深红色，18风象星座4,金黄色，19-03/20水象星座5,8，紫色

胡雪岩

《红顶商人：胡雪岩》许金kimiko字数 360 · 阅读 02019-08-16 23:55胡雪岩晚清商人传奇人物：却在短短十几年发家致富富可敌国是名副其实巨商，他替清朝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慈禧太后赐他黄马褂。南有胡庆余堂。也是百姓的胡大善人。也是鉴定自己从富可敌国到一无所有。62岁郁郁而终没人知道安葬何处。百年过去我们不可能不记得胡雪岩尤其是商人，因为他一手创办的胡庆余堂还在，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觉得要了解成功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教训.还有个人物就是范蠡。更了不起的是：官转商人。

胡雪岩

胡雪岩大池塘才能养大鱼，大市场才能有大商人。晚清时分，列强敲开中国国门，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国内市场，活跃了大清的商业贸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处这通商口岸。结果是上海崛起。上海是优良的深水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扼长江出海口，背靠广阔、肥沃、富足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面对太平洋彼岸美国及北美区域，处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咽喉要地。开放通商口岸的上海，很快便成为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有人说，太平天国事件，就是因为上海兴起，广州衰落，几十万广西挑夫失业后闹事。起事后他们顺长江而下，就是要占领上海，夺回失去的工作。就业真的很重要啊。（想想当下。民营经济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政策如果被那些悬价值观于口头的花岗岩脑袋影响左右，那才是极其危险的。大变消灭私有制的人，在中国的土壤中，是可以刮起一阵台风的蝴蝶翅膀，一定要摁住，它们想扇动的欲望。）上海这个大市场，自然由洋人把持，予取予夺，洋人说了算。当时，大清官民畏洋人如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在上海最重要的贸易市场，生丝市场掀起了一场贸易战。要与洋人一决高下。这个人就是胡雪岩。提起胡雪岩，世人多称之为红顶商人。窃以为，大商人比红顶商人，更能概括胡雪岩的一生。千百年来，与官勾结，受官家加持的商人多如牛毛。胡雪岩的红顶子，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没有官的职权，经营的产业也是他个人的。他只是与官家做生意，并不是替官家经营产业。不像现在随处可见名副其实的经营着官家产业且有行政级别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中国是一个纵向社会，历史上，疆土虽广，生民虽多，但市场狭小，且各自分割。受市场条件限制，像胡雪岩这样，能称之为大商人者，寥寥无几。胡雪岩之大，是生意做得大，他的生意做到全国，甚至跨出国界，他的曾孙胡亚光曾经撰书声称，胡雪岩当年积蓄白银三千万两，财富积累一时超过国库。生意做的大的背后，更是胡雪岩得商人之精髓，持商人之操守，为商人之楷模。一般而言，财物的获取，有两种主要手段，一是夺，二是换。政治之于经济，强权之于个人，强者之于弱者，就是夺。战时纵兵抢掠，是夺，平时依仗强权势力欺压百姓，也是夺。而换，是建立在交易双方自主自觉自愿基础之上的互惠互利行为。商人营商，就是通过交换聚散物品获利，主观上是为了获取交易利益，客观上在社会形成“各得其所”，优化了资源配置，实现了余缺调剂。所以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不论是从效率上还是从感情上，在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交换获得所需物品，总是要好于乞求权力的施舍。假设社会上能够自由营商，相信过去很多灾年饿死人的现象会大大减少。简单讲，是因为商人之精髓，是为了追求私利而营商，通过营商利于社会而利于自己。自古以来，没有见到专门损人利己而做好生意做大生意者，即便是有政府势力加持也难成功。经商最重要的是操守。商人必以诚信立身。没有交易对手的信任，要做大生意，几乎不可能。一个成功的商人，必定是一个以诚信立身的人。胡雪岩一生，不仅与左宗棠、王有龄的交往中极讲诚信，与商界、洋行以及商户和老百姓的交往中，也是以诚信立身。对家人、甚至下人，也是极尽关怀和仁义之心。至今在杭州百姓中，还时常流传他诚实信用、乐善好施、纡尊降贵的传说。在中国，商人对权力的畏惧，大于对合作伙伴的信任。权力可以取代诚信，这是中国营商环境不好的核心问题。但胡雪岩经商的经历，虽然能够傍上封疆大吏，但他在经营中并没有仗势欺人，没有因权力、也没有借助权力而不讲诚信的行为，殊为可贵。此外，合乎规范也是检验一个商人素质的标尺，一个人能事事合规，就可以给别人以稳定的预期，才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尽职更重要，事事能做到，恰如其分，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才能称为高手。胡雪岩刚入商界，像倒夜壶这样的工作，也能做到令客户和老板满意，实属难得。一切财物的最终使用者、消费者，都是人。以经营财物为业的商人，大多深知人性，深通人情世故，且身段极软，稍有空隙就能钻入牟利。胡雪岩曾经讲过，一切都在变，惟有人性不变。实为至理名言。很多商人身上，集中着几乎所有的人性弱点，如贪婪好色奢侈淫逸持强凌弱等。但很少有商人身上，同时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此外，大商人与小商人的区别，就在于格局，眼界有多宽，心胸有多大，就能在多大范围内运筹生意。胡雪岩讲过，做生意，精明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眼光。做大生意，一定要有大眼光，你的眼光能看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到一国，就能做一国的生意；看到国外，就以做国外的生意。胡雪岩既有大的格局，身上又闪耀着人性光辉，大商人之谓，名副其实。世上流传一句话，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异辞录》曾言:“胡光墉宜列货殖传之首”。胡雪岩实为商人之典范。他一生极具戏剧性，由一个钱庄伙计，成为一个闻名于世的红顶商人。他善于抓住时机，巧于经营，富不忘本，大行义举，搏得美名。且心地仁厚，开办胡庆余堂，济世救人。他心存家国，助左宗棠办洋务、募军资，平定新疆，立下不世功勋。胡雪岩为富且仁，急公好义，是当时真正的首富与首善，名声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人是时代的产物，更是环境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的生意人，做小生意靠本事，生意做的大了，必定有官的影子，必然是官商勾结。因为制度环境就是这样的。谁要说不沾官的边自己做大的，可以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人说，有的商人不是靠官，而是靠黑社会，非正式的权力。但是，非正式的权力范围仅限于一隅。地头蛇的势力，仅限于地头，离开了地头，他们什么也不是。极少的时候，地头蛇也可以作成气候，不过，如果非正式的权力能够打通全国市场，它就变成正式的了。统国商品交换市场结构和网络，是纵向的，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呈金字塔形状的（与西方社会的最大差别）。市场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中心性。中心城市的市场，联系着若干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区域中心的市场，联系着次一级的市场，依次类推，是底层的熟人市场。这个市场网络的关键是，两个平等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多不是他们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通过高一级的市场通道来产生联系。原因一是习惯，二是陌生社会信任问题，三是政府政策不允许横向之间较大范围的互通有无（统治之术）。大约几千年来，中国的市场交换，就是一个网状结构。（参见：）这样一个结构，首先是各地满足于自给自足，底层的商品集散结构是千年不变的（文革时期也存在）。但要打通由小中心到大中心的通道（反之相同），只有政府，只有权力。全国不是一个依靠经济力量就能够统一的市场。借助交换本身产生的收益，不足以打通全国市场。没有大的市场，就没有大的生意，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是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大致情况。这种情况下，经济只有依靠政治才能发展壮大。具体到商人，只有依靠官员的力量，才能在不同的市场间腾挪获利。商人生意的上限，是其依靠的官员影响力范围。特别是在历史上，科技不发达，商品多为资源型产品，获利主要靠地区间的腾挪。所以，历史上的大商人，都是依附于权力的资源型投机商，并无二样。所以说，做大生意的可行途径只能是，与权力结盟，搞资源型投机生意。胡雪岩的生意，就是这样做大的。与他的生意密切相关的，前后有两个大官，一是王有龄，二是左宗棠。胡雪岩与王有龄的关系，有个著名的传说。据说，胡雪岩早年是个钱庄的伙计，多年生意养成的习惯，是眼光锐利，观察力强。传说中，他在茶馆里遇见落魄的候补盐大使王有龄，觉得王非等闲之辈，便利用偶然机遇收到的一笔死账500两银子，自行做主借给王有龄做打点补实缺的花销（做官的本钱）。王有龄几经周折，终于补到了实缺，当上了一个管海运的小官。后来王有龄为报答胡雪岩，帮助胡雪岩开了阜康钱庄，使他挣到第一桶金。据考证，这段传说不是史实，应是清人陈代卿的杜撰，经高阳的小说《胡雪岩》以讹传讹，成为人人尽知的“事实”了。胡雪岩早年从商经历中，钱庄是重要的一环。他19岁入钱庄，从学徒开始，从倒尿壶开始做起，从最初的跑街（外勤）升迁到后来的副掌柜。他深知人性，心存善良，舌灿莲花，总能博得对方的欢心，他擅长处理死账，别人要不来的帐，他多能要来，屡建奇功。他用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赢得了老板和周围人的信任和尊重。钱庄老板没有子嗣，临终前，将钱庄交给了胡雪岩。那一年。胡雪岩27岁。当上钱庄老板后，胡雪岩资助农民养蚕收丝，开办丝行。生意越做越好，除了钱庄，他还在杭州开了许多家店铺。财富积累和市场势力越来越大，有了依靠官和与官做生意的本钱。王有龄署理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代理湖州公库，并在湖州办丝行。一般而言，湖州公库的现银需要在一定时限内上解到浙江官库，胡雪岩玩了一个花样，他用湖州公库的现银助农民养蚕，就地收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将银子解交浙江官库。他的手法，等于是使用了不用支付利息的本钱。随着王有龄一路升官，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后，鼎力相助胡雪岩开阜康钱庄。庚申之变是胡雪岩生意快速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变局中，胡雪岩抓住机遇，暗中与绿营官军合作，争取大量的征兵经费存在阜康钱庄。后来又被王有龄委派办粮械、综理漕运等，大约掌握了一半以上浙江战时的生意，发了战争财。总结胡雪岩早期的生意经，明显的特点，一是熟悉金融的手法。这是他早年在钱庄学习生意打下的基础。古今中外，商人不懂金融，不知道借力打力，做不了大生意。所谓金融，就是跨时间空间配置资源，靠眼光、信用、渠道等，把资源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安排，达到无中生有、物尽其用。二是胆子大。与军官合作，钱庄做军官的生意，在战乱时期是要担负诺大风险的，一般的钱庄不敢做，敢做的也未必能拿得住。胡雪岩势力大，有官做后台，自然是不同。1864年清军攻陷杭州，将领把战争中抢掠的上百万两白银都存在胡雪岩处，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不数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三是发战争财。战时生意，不仅官方要吃得开，江湖亦要走得通。胡雪岩有官家做靠山，与江湖帮派（主要是漕帮）又混得很熟，他能够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权力结盟，做资源投机生意，自是一本万利。四是实心办事，能够取得他人的信任。胡雪岩办他人办不了的事，答应了的军粮军火从不耽误，深为依仗者信任。1861年11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奉命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以供军用。年底，杭州城破，胡雪岩靠山和根据地尽失。胡雪岩的靠山王有龄已因杭州城破而殉节身亡，他的钱庄当铺以及家眷都在被太平军占领的杭州。此时战乱，谣言四起，说他骗走王有龄交给他的浙江购米公款，滞留上海，误军误国。事业和家庭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几乎使他陷入绝境。面对如此变故，胡雪岩冷静应对，化不利为有利，逐渐掌控主动权。胡雪岩有句名言，说送礼要送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王有龄殉节后不久，胡雪岩随即获得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任，主要就是救了左宗棠的急。杭州城被围时，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出城去上海筹钱筹粮救急。他携带一万石大米和十万两银子回到杭州时，杭州已经城破，王有龄身死。左宗棠收复杭州后，胡雪岩将钱粮悉数交给左宗棠。当时左宗棠所部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这笔钱粮救了左宗棠的急，也澄清了他携款潜逃的谣言。当时各个部队都是自己想办法就地筹饷，胡雪岩主动担当，开辟财源（如罚捐代罪等），承担起左宗棠大军每月25万两饷银重任，使左宗棠的难题迎刃而解。能干的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以重任，倚以左膀右臂，除继续主持浙江全省钱粮之外，还经办军饷，购置军火，甚至协办洋务。胡雪岩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洋枪队“常捷军”、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等。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胡雪岩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凡局务及出入整顿，责胡雪岩一手经理”。他积极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和技术，代借外款，采供军饷、订购西方先进武器，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左宗棠非常满意，他认为胡雪岩十余年来“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大商人做大生意，要有大的市场空间，只能靠大官。胡雪岩生意经最为紧要之处，就是紧密而不可分地与官僚、与权力捆绑在一起。他凭借权力去谋取财富，又用获取的财富去润滑权力。在胡雪岩的关系网络中，从文案、书办开始，上至知府、藩台、抚台、总督、军机大臣，都会得到精心估算之后与其身份和权限相当的一份丰厚回报。于是，胡雪岩便可以凭借特权去垄断漕米运输，去代理地方财政，去包揽军需后勤，并且成为替左宗棠大军向国外银团融资借款的买办人。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授布政使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胡雪岩的生意，最盛时富甲天下，个人财富甚至超过大清的财政收入。他的核心产业阜康钱庄，在各省设立分号20余处，生意做到全国，不少当朝大臣、王公亲贵都是阜康钱庄的客户。说胡雪岩是大商人，不仅是他能够依附官方势力，为官方所用，能够做他人做不到的生意。还在于他秉持商人本分，通过利他达到利己的目的。这方面，胡雪岩与其他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乐善好施，为富且仁，急公好义。“胡大善人”的慈善活动涉及面极广。同治十年（1971年）夏秋间直隶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胡雪岩办运浙江赈米3万石，并捐制棉衣1万件。李鸿章奏旨嘉奖后，胡雪岩又添制棉衣5千件，另捐购办牛具籽种银1万两。1872 年京师和直隶地区又发生了特大水灾，胡雪岩一方面奉委办运浙江赈米，同时还采办闽米，运送上海，装载赴津，李鸿章称其“均能及时运济，不误赈需”。他还积极参与1881年的苏郡水灾，1882年的安徽水灾，1883年的江苏、浙江、山东等地水灾的赈济活动。在“丁戊奇荒”年（1877、1878 两年）间的旱灾赈济中，胡雪岩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有20 万两白银。左宗棠赞扬胡雪岩“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胡雪岩母亲 70 大寿之年，胡母让胡雪岩将平日节缩所存之钱捐制成加厚加长棉衣2万件，胡雪岩也另捐棉衣裤8千件，这些棉衣一同交予左宗棠大军，以赈济西北灾民。救灾之外，胡雪岩先后主持杭州两次收复后的善后事宜，开办振抚局（救济机构），经理义冢，援救在粤浙民，协助陕甘善后事宜。经营与援助同善、普济、育婴三善堂，参与地方仓储管理，创设钱塘义渡，捐修杭州登云桥，捐助新江桥，捐修五乡碶石桥，捐修各大庙观，资助上海格致书院等。胡雪岩还急公好义。是时，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震惊朝野，杨乃武姐姐赴京告御状没有路费，胡雪岩资助白银200 两，并为他们梳通关节，向回杭州治丧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诉说冤情，请托他进言相助。夏回京后，通过努力，最终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下谕旨重审此案，结果获得昭雪。胡雪岩经常在寒冬之际对贫民或乞丐施行冬赈。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天极其寒冷，不少乞丐、贫民冻死街头。11月18日，胡雪岩开始实施冬赈，胡雪岩新宅门前“群乞拥挤，几如堵墙”。为了防止有人冒领或重领，首先令人群排队进至金门楼下，有一修发匠将其左眉剪去一角，然后放入左仪门，门内之人检验其左眉已缺即发新布棉衣一件、新布棉兜肚一个，并发一纸小票，上面载明到除夕来领米一斗及钱二百文。发完后就由右仪门出，门外也有一人见持棉衣者出，即上前为之剪去右眉一角，然后放出。同治十三年(1874 年)，胡雪岩开始筹建“胡庆余堂”药号。创办之初，便在胡庆余堂门楼上立下“是乃仁术”四个大字，表达了胡庆余堂的创办理念是为了治病救人、济世于民。胡庆余堂每年还在头伏的前一天，熬煮大量清凉解暑的药茶放在店内，免费供民众饮用。每遇灾荒之时，胡庆余堂就会施送良药，无论富贵贫贱皆可认领。自光绪元年（1875 年）开始，胡庆余堂便雇人身穿“胡庆余堂国药号”号衣，到车站、码头等地向游客分送避瘟丹、痧药等。光绪四年（1878 年），胡雪岩亲自在店内书写“戒欺”匾额，其中这样写道：“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此匾悬挂于厅堂之上并面向店内，为的就是让店员们都能看到，时时刻刻告诫他们不要以次充好，欺骗百姓。光绪九年（1883年）冬，胡雪岩被革职查抄，胡庆余堂改易主人后，其好善传统却没有中断，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胡雪岩好讲场面。场面大，是做生意需要，后来逐渐成为习惯。发迹后的胡雪岩生活穷奢极侈。据称他母亲过寿，胡雪岩准备了七天寿宴，大宴八方，杭州城内城外，轰动一时。《胡光墉传》记载，胡雪岩“第宅园囿，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也有人说他“大起园林，纵情声色，过于王侯，骄奢淫逸，大改本性。”据说他姬妾成行，号称“十二金钗”，到了晚上，侍女端上盛有姬妾牙牌的银盘，胡雪岩随手一翻，侍女就按牌子上的名字安排这个姬妾侍寝，如同皇上翻牌子一样。中国社会是个封闭的社会，中国的政治是个封闭的政治，以致整个社会都被笼罩在一个莫名的大圈子里。在圈子里行走，最大的特点（或称宿命）就是轮回。所以，盛极必衰，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社会规律性东西。生意场上顺风顺水的胡雪岩，没有看到，支撑他商业帝国的靠山，渐渐失势了。他没有察觉到，靠山越来越不稳。当时，在大清朝局中，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角力中，逐渐落入下风。晚清时代，李鸿章与左宗棠，都是一时名臣。左宗棠的战功，应在李鸿章之上。左宗棠收复杭州，平定湖州，南下闽南彻底剿灭太平天国之乱，随之平定西北，收复新疆。李鸿章的军功是收复苏州，平定捻乱。然左氏得了个二等恪靖侯，李氏得了一等肃毅侯。是时左氏功高于李氏，但收获却低于李氏，不如李氏。对后来晚清政局的影响，左氏也远远不如李氏。军队方面。左氏的子弟军势单力薄，只有刚出山时江忠源余部的五千楚军，后来曾国藩将刘松山的松字营送给左氏。平定西北时，“湖湘弟子漫天山”，但后来左氏进北京后，就与军队分开了。李氏就不同了，自起家后，淮军从来没有脱离过他的掌控。平定捻军后，淮军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清政府的武装力量支柱。整个华北、东北以及长江沿岸，都是李氏淮军的天下。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也是在淮军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事方面。左氏一生独来独往，没有帮派，僚属中没有在朝廷做大官的。他也曾自称，口袋中没有督抚人才。李氏则不同，手下人才济济，州府以上的官员，多达千人。如刘铭传、张树声兄弟、郭松林、丁汝昌、叶志超、聂士成等，后来形成北洋系。财政方面。左氏筹饷的地方，主要靠浙江，后来拿下福建。为了到相对富庶的广东筹饷，驱太平军入广东，得了广东却失去浙江。西征的时候，主要靠胡雪岩左支右绌。胡雪岩生意失败后，左氏彻底失去经济支持。李氏则不同，仅仅上海海关每个月就是60万两的收入。后来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他哥哥任两广总督，天下财赋，过半都在兄弟二人之手。再加上盛宣怀，包揽洋务运动的大小事宜。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左宗棠比李鸿章大11岁，左宗棠风烛残年之时，李鸿章正是国之干城。自然规律也使左宗棠处于下风。在中国，商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但他的自省能力，却越来越差。大概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吧。靠山左宗棠失了势，到他该收手的时候，他却张开血盆大口，獠牙尽露。同时也把自己的软肋露了出来。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圆圆满满的。制度和秩序健全的情况下，有时候不触碰制度的边界，可能很多生意就是做不成。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做事情时，顺风顺水的做法，但难以保证将来，不会被秋后算账。在市场规则和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商人的生意做得越大，其积累的潜在的问题可能就越多，风险就越大。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晚清时期，国门洞开，外资银行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不多久，这些外资银行就发现，在这块辽阔而又贫脊的土地上，只有清政府才是它们最可靠的客户。清廷也乐于向外资银行借款以渡过财政危机。当时外资银行与清政府贷款业务模式，主要有三项：一是以关税为担保，“税务司印押，方能兑银”。二是以英镑为计算单位，由于晚清流通货币主要是白银，在借款时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把银两折算成英镑。若英镑与白银之间汇率发生变动，可能会增大或减少还款负担。三是设立经手人制度，由经手人向外资银行借款给清政府，还款时清政府还给经手人，再由经手人还给外资银行。若朝廷不能按时还款，首先向经手人催讨。左宗棠西征借款的经手人，就是胡雪岩。作为经手人，胡雪岩获利丰厚。以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利息是10%，而左宗棠向朝廷申报的是12%，再加上承担英镑与白银汇率风险的德商洋行（背后是胡雪岩），以3%的费率“包认实银”，利息加到15%。1867—1879这十多年时间内，由胡雪岩经手的对外借款大约有1200万两白银，左宗棠为此付了600万两的利息，这其中的一半进了胡雪岩的口袋。后来的事实证实，胡雪岩显然没有考虑周全，作为政府借款经手人的风险问题。最后，他在关键时刻，倒在了这个问题上面。丝绸制品一直是世界瞩目的奢侈品，丝绸面料的原材料，生丝只有中国的苏南浙北和南欧的意大利能够提供。上海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就是生丝贸易。但这一贸易被外商洋行垄断。1882年，睥睨天下、雄心勃勃的胡雪岩要尽收国内生丝，梦想改变这一贸易格局。当时集聚于上海的生丝，每年数量超过一万包，每包收购价大概是400两银子，一年的交易量超过400万两白银。但是，生丝本身不耐久存，两三年以内就会泛黄而变成废品，仓储和资金利息，都是不菲的成本。不过，这是常情。如果发生贸易战，大家争购，价格上扬，是避免不了的。晚清欧阳昱《见闻琐录》中记录：其年新丝一出，胡雪岩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外商愿加利一千万两，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估计是演义）。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生丝，不要给外商，垄断市场，以获厚利。西方学者斯坦利《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 年 9 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 17 先令 4 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 16 先令 3 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胡雪岩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支付的生丝采购费用超过2000万两。1882年，他收购了上海生丝市场的大半，即8000包，其他外商洋行只竞争到3000包。但这样一来，生丝价格极速上扬。第二年春天，新丝上场，他又收购了6000包。平均算下来，这些生丝的价格高达每包1400两，为原始价格的三四倍之多。2000万两已经是最高限度，他再也拿不出现金了。当时市场上，他掌握了14000包生丝，还有8000包生丝在外商和别人手里。离垄断控制上海生丝市场，还有一步之遥。胡雪岩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国际生丝市场生变。1883年意大利生丝丰收，足以供应欧洲本地需求，洋行扬言拒绝收购上海所有的生丝原料，国内丝商同盟军心开始动摇。此时，中法爆发战争，法国扬言进攻江南制造总局，市场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贸易全面停顿。随后，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不能久储，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跌。生不逢时，胡雪岩陷入危机之中，此时，一根稻草，就可以压垮他这的骆驼背。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岌岌可危。这时，李鸿章的小兄弟盛宣怀出手了。盛宣怀瞄准的，正是胡雪岩作为外资银行借款经手人，潜藏的风险。1883年10月，海关应该向汇丰银行支付由胡雪岩作为经手人的借款之到期本息50万两，可是该关监督邵友濂表示，江海关没钱，无力支付。此时，外资银行公开高调地向胡雪岩发出法律文书，要求其履行担保人的义务，先行代偿款项。但是，此时胡雪岩手上只有14000包生丝，没有现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以造成市场信心的崩溃，胡雪岩只有抛售套现。不惜血本，回收流动性。江湖传言纷起，各大商家对阜康的挤提更加猛烈，其现银根本无法支付，于是，1883年12月5日，阜康银号关门倒债，胡雪岩宣布破产。简单讲，胡雪岩作为外资借款的经手人，所承担的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风险（暂时垫款）和政治风险。惯常的作法是，胡雪岩以个人名义举借外债，清廷再通过各省的协饷作为补偿，由上海道台邵友濂发放给胡雪岩。关键时候，盛宣怀指示邵友濂推迟20天划款，导致胡雪岩现金流断裂，从阜康钱庄调钱来补。盛宣怀又制造舆论，说胡雪岩生意失败，欠了大量外债，离破产不远，号召大家前往阜康钱庄兑现。此计果然奏效，各地阜康钱庄门前人山人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 20 多个字号。阜康钱庄只有宣告破产。胡雪岩在为左宗棠大军借外款时，吃下巨额回扣的把柄，此时开始发酵。屋漏偏逢连阴雨，失势的左宗棠，已经无力支撑胡雪岩的商业帝国。李鸿章将胡雪岩贪墨之事奏报朝廷，慈禧太后闻言大怒，下令一查到底，于是胡雪岩被抄家、革职，最后郁郁而终。大商人胡雪岩的启示，对于个人来讲，最好的建议是知止而后能安。但是，商人，特别是生意做到一定规模的商人，不是一个人，有时欲止而不能止。曾经有个民营老板在聊天时讲到，每天一睁眼，想着有上千号人等着开工，有上千个家庭等着吃饭，自己就不能有丝毫松懈。从这个角度来看，养活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是商人。现在叫企业家。大多数人的饭碗，是企业家提供的，不是政府或官员的恩赐。扯远一点。中国历史上，抑商和贬商是传统，商人多无独立的社会地位，依附性明显。秦汉时，城市内商人为有市籍者，除不得为官外，还要与谪吏、亡命、赘婿等低贱者为伍。隋唐之际，社会开放，商业兴旺带来商人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出现了商行等行业组织。但商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满足官府赋役征派的需求，商人生存空间狭小和社会身份以及行为合法性的欠缺，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在宋代，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东南沿海贸易往来，使东南亚一下子出现许多国家。对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南地区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北方与南方，北强南弱，北富南穷的格局。南方的富足，主要是靠贸易和对外交往。试想，如果没有商业贸易活动，南方山多，人口量大，怎么能够养活这么多人？事实上，商业活动发达的宋代人，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最高的。当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空前的改善。商人取得了国家编户齐民的资格，与一般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破天荒地有了入仕的机会，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些商人一有钱，就急于改变自己的身份。这些商人“对官僚士大夫总是啧啧称美，不胜向往之至，总是想方设法挤进官僚士大夫群中，借以改变自己的门弟，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漆侠，宋代经济史）到明代中叶，商人势力有很大上升。山西的票号和钱庄开始在北京设分号，洞庭湖地区的富商，在泉州和漳州做海上贸易的船主，安徽南部的巨商，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明嘉靖初期，浙江海面上的商船成群结队，有时一天航行在舟山群岛的商船就有一千多艘。统治者开始感到商人阶层的威胁。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官府开始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打压摧残商业商人，当时所谓倭寇（注：参见），大多是海上走私的商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配合围剿，蔑视商人“一市侩而已。”中国皇权时期的社会，是权力本位。历史上大概也有几位开明的皇帝，但绝大多数时间，古代中国社会就是滥权盛行。权力骄傲地决定着一切。在权力范围之内，市场逻辑必须要服从服务于权力的逻辑。这就决定了，在权力的桎梏中，有远大理想有志于广大产业的商人，是不理智的。因为不臣服于权力，不与权力联姻，打不通这个纵向市场的关节，做不大。若与权力联姻，因为掌握权力的人是不稳定的，跟的主子失掉权力了，危险就来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在产权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大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相当于是在逐渐地将自己养肥，主动成为待宰杀的羔羊。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大商人，吕不韦、沈万山，他们的下场！相比较而言，胡雪岩的结局还算说得过去。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有商业的地方就有幸福的生活，大商人享有尊严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就有希望。反之，则反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较长时期，对商业商人的看法也是负面的。到17世纪前后，先是在具有开拓精神的荷兰，然后是18世纪充满创新精神的英国，社会对商业商人的看法，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造就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惊人的经济成就。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实现繁荣，企业家具有尊严和经济自由才是真正的原因。除此之外，古代文明、文明演进、贪婪、新教伦理、种族、节俭、效用最大化、教育、储蓄、挤压工资、增发货币、圈地、分工、区位、自然资源禀赋、运输成本变化、自由贸易、掠夺，甚至产业政策、制度、科学等因素，都不能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企业家具有尊严和经济自由，对一个社会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尊严是有经济自由的尊严，经济自由是有尊严的经济自由，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历史上即便如胡雪岩这样的大商人，依附于官，受人鄙视，有何尊严？积累的财富不过一世而没，有何经济自由?中国历史上，多有三二百年的王朝，却没有伴随王朝始终的商人世家。像胡雪岩这样昙花一现的大商人，多是一世而终。如此现象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也是奇怪。当权力低下它那虚骄的头颅，金钱抬起它那昂贵的头颅时，这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和普罗大众生生不息的幸福生活。（注:参见）然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别说做到这些，就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些，理解到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权力，在这片天空之上，盘桓太久。几千年了，是到散去的时候了。胡雪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商人。事实上，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当社会和舆论讨伐那些成功的大商人时，与其鞭挞其斑斑劣迹，不如检讨事项背后权力的罪恶；与其指责商人的种种丑形，不如检视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缺失；与其愤慨其金钱帝国，不如看看，有多少人，靠此生活。毕竟这么多借以谋生的人，是无辜的。毕竟社会上还有很多比他们更龌龊的人和事，行于光天化日之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财富和生计，来自各种各样的生意，而不是有些人口头上吐出的吐沫。过上好日子，相信是绝大多数小民的梦想。逻辑其实很简单，要想过上好日子，首先要有生计和财富；生计和财富来自生意；而生意，即商业的繁荣，靠的是制度和规则，契约精神，公平意识。与此相背离的，即便舌灿莲花，也不要相信它。一个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才是一个能够建立正向激励、良性循环的、有希望的社会。市场越来越大，生意好像也越来越高大上，企业家呢？不说了。